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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昕冉:大清帝国最后70年(晚清七十年经济解读 晚清洋务运动税制改革 晚清大变局中国历史) (经纬度)

《帝国经济风暴》封面

过渡到重商主义:洋务运动。

如前所述,重农抑商虽然是第三帝国时期的国策,但明清中后期工商活动较为发达。除了海洋般的小工商活动外,大规模的工商活动要么由特权阶层自己进行(如官商、皇商),要么由官僚和皇室(如传统晋商、徽商、广东十三行等)进行。商人和商人的地位都不高。即使是富比王侯的广东商业领袖也可能随时被当地政府官员束缚。这一现象让19世纪初来中国贸易的西方商人感到困惑。

1840年后,随着五口通商,大量外国工业产品投入。因此,商业和商人有不同的特点:商业交易对象从传统的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到机械工业制造(即外国商品),商业活动更深入大陆城市和农村;商人中有新的商人,他们大多是由买家(雇佣外国银行,为外国商人服务)转变而来的,这些买家通过自己的商人创办工业企业,成为现代工商活动的创始人。由于其在财务和经济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种商业活动和商人的地位也逐渐提高。

然而,真正决定晚清国家从重农抑商向重商主义转变的关键是洋务运动。这项运动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世纪60-70年代为第一阶段,以自强为口号,主要设立官营军事企业(如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械局等)。);19世纪70-90年代中期是第二阶段,以求富为口号。在继续设立官营军事企业的同时,还设立了一些官营或官督的民营企业(如开平煤矿、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洋务运动不仅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组织,而且拉开了重商主义的序幕。它肯定工商活动是国家自强和求富的手段,因此工商活动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帝国经济风暴》内容


洋务运动承上启下的意义最突出地体现在洋务派提出的官督商办政策主张上,即在政府的监督下,以招商引资的形式引进商人资本创办工业企业。官方监督政策继续了帝国的一些传统(如官民合作),具有很强的开拓性,为转向重商主义奠定了基础,具有以下三个意义。

(1)正式肯定了商人和私人资本在官方层面的地位。官方监管政策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和买方经理引入官方企业,特别是在传统商人或官僚管理活动(如融资、定价资、定价、战略制定等),所以真正具有专业能力的商人(最初主要是买方到高度肯定和重视。因此,商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一些官员在监督过程中慢慢学会了商业和投资技能。因此,一个新的高地位工商产业阶层开始出现,他们的资本得到了重视,他们的代表人物包括张健、周学熙等。

(2)充当重商经济政策的试验田。在帝国的国家职能中,从未有过促进工商业发展的经验。由于官方监管商业企业有政府利益,获得了大量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专利等优惠。这些政策措施促进了工商企业的发展,成为政府制定重商经济政策的有益参考。

部分解决了创办现代工业企业的资金和物质基础问题。政府通过合作创办现代工业企业,引进民间商业资本发展现代工业。比如1862~1873年,上海轮船招商局引进的买办商人资本占总资本的77.8%。此外,虽然官方监管商业企业因产权模糊、监管官僚腐败无能而亏损,最终不得不成为民营企业,但毕竟为民营工业企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到20世纪90年代末,政府不再要求上海华新纺织新局等民间资本投资企业对其实施正式监管。到20世纪前10年,大量由商人和绅士倡导者创办的现代工业公司出现,使用机器、私人投资和私人管理已成为这些公司的共同特征。同时,政府还鼓励民间商人和实业家通过立法和实际行动投资创办企业,从而完成向重商主义的过渡。